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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字体:      打印本页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29日    来源: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人大民族宗教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黔党发﹝2015﹞4号)中“由省人大常委会牵头,每年开展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和《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一法两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求,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2017年7月至8月对“一法两规定”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执法检查组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飞跃为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省人大代表龙超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省人大代表唐世礼和省人大民宗委主任委员吴军及部分民宗委委员、省人大代表为成员,并邀请省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负责同志参加了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结合推进大扶贫工作,重点围绕《中共贵州省委 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意见》(黔党发〔2016〕31号,以下简称《意见》)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170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向民族自治州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展,依据有二:一是《意见》《决定》均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民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特别照顾”和“特殊关怀”,是贯彻执行“一法两规定”的具体举措;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和第六章分别规定了“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而《意见》《决定》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对自治州的“权力下放”和“资金扶持”,其中“权力下放”是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具体落实,“资金扶持”是对“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的精准细化。因此,围绕《意见》《决定》开展执法检查即是对“一法两规定”进行检查的具体化和实践化。

  执法检查所到的三个自治州,从州至县均对《意见》《决定》满怀感激、衷心拥护。一致认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意见》《决定》是在举全省之力,奋力推进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落实国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举措的贵州智慧结晶,开创了全国先河、树立了贵州典范;同时又是我省改革开放以来支持自治州发展“含金”最足、“干货”最多、“路子”最宽的政策文件,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自治州“真情实意关怀、真金白银支持、真放真接权力、真抓实干落实”的要求,各民族干部群众倍加感动、倍受鼓舞、倍增信心。自治州定会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接问题,借助《意见》《决定》之“东风”,心怀感恩之念、牢记牵挂之情,坚决打赢民族自治地方脱贫攻坚的“硬仗”,和全省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现将执法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创新监督方式,较真碰硬开展“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增强监督实效

  本次执法检查以《意见》《决定》为抓手,紧紧抓住“权力下放”与“资金支持”的核心内容,对标对表、逐条对照、逐项检查,确保较真检查“不留死角”、碰硬监督“不当配角”。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紧扣大局、改进方式。本次执法检查,深化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全省脱贫攻坚同步小康大局,聚焦省委省政府《意见》《决定》,与以往“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相比,更具监督实效。一是检查内容有创新。基于“一法两规定”,围绕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开展执法检查,尚属首次。二是检查方式有改进。在《意见》《决定》出台不足一年就立即开展执法检查,及时跟进、以查促好,追求监督时效与实效相统一。

  第二,有的放矢、不走形式。将较真碰硬和“钉钉精神”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确保检查不走形式。检查前,于7月4日专门召开“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动员会,对“一法两规定”和省委省政府《意见》《决定》内容进行专门培训,熟悉政策法规、明确检查靶向。检查中,于7月5日至13日先后赴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及下辖丹寨县、三都自治县、安龙县进行实地检查,分别召开6次座谈会,听取所到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的情况汇报。有的放矢查访实地,开门见山指出问题。检查后,于7月26日召开专题会议,听取12个省直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的情况汇报;同时还要求11个民族自治县提供了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的书面汇报材料,力求检查问题精准、了解情况全面,进而推动问题解决。

  二、政策设计“含金量”高,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

  这次围绕《意见》《决定》落实“一法两规定”,取得成效前所未有,这既与高“含金量”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又与全省各级各部门的真抓实干密不可分。自2016年下半年《意见》《决定》出台以来,全省上下高度重视,认认真真抓贯彻,踏踏实实促落实,全力推动《意见》《决定》在自治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截止2017年7月,在“权限下放”方面,《决定》要求8个省直有关部门下放自治州的30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已全部下放到位,权限下放率达100%。在“权限承接”方面,黔东南州已承接下放权限29项(含部分承接1项),未承接1项,权限承接率为96.7%;黔南州已承接下放权限28项(含部分承接2项),未承接2项,权限承接率为93.3%;黔西南州已承接下放权限28项(含部分承接1项),未承接2项,权限承接率为93.3%。在“资金扶持”方面,按《意见》要求,2016年省财政专门安排了三个自治州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0.75亿元,其中3亿元为三个自治州州本级一次性财力补助,7.75亿元为支持三个自治州所属县市发展转移支付基数;同时省财政按照2017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正在加紧拟定对另外10个民族自治县的资金扶持方案。总体来看,《意见》《决定》的贯彻落实,突出增强了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三大能力”。

  第一,赋予30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基本落实到位,自治州统筹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力度增强。权限下放后,自治州享有“权限内农村公路和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的设计审批、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系列配套权限,实现了对授权项目“从无到有”、“从头至尾”的全掌控,统筹力度明显增强;同时,自治州还享有“权限内建设水工程规划审查”权,多年来的“水库建设梦”即将成真。目前,黔东南州宣威水库、黔南州甲摆水库、黔西南州美女山水库等大型水库已经纳入《全国“十三五”水利改革发展规划》和《贵州省“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水库建设已提上日程,自治州的稳定水源将得到有效保障。二是对土地矿产等资源要素的监管能力增强。自治州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权限目录新增权限13项,其中土地类权限6项,矿产类权限7项。新增土地类权限涵盖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政府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用地、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共6大类,强化了自治州对“关键用地”的监督管理。新增矿产类权限涉及矿产的“探、采、用”和地勘基金管理、地质灾害防治、地质公园审核及矿泉水、温泉(地热水)采矿权招拍挂出让等内容。2017年,黔东南州已出让5宗地热探矿权;黔南州已出让3宗地热探矿权;黔西南州已出让1宗地热探矿权,社会反响热烈。三是对人才引进开发的自主权限增强。权限“扩容”后,自治州不仅享有对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招录“降低开考比例、降低专业学历限制、降低面试分数线”的“三降”权限,同时还享有“定向定额、急需特招、民语优先”的“特殊”权限,极大增强了自治州引进培养人才的自主决策和自我掌控能力。2017年,三个自治州共计划招录1181人,其中有5个岗位具有高中(中职)学历即可报考、41个岗位面向本地户籍招录,16个岗位面向苗族、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公民招录,这将为“百人计划”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四是对企业机构“立、改、废”的管控职能增强。自治州对企业机构的审批管控职能得到进一步充实强化,包括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授权内外资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除煤矿企业外的权限内企业”共4大类企业享有“设立、变更、注销登记”配套权限;对“排版制版专项印刷企业和图书批发市场外出版物批发单位”共2类企业享有“设立、变更”权限。权限承接后,自治州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对内在投资的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截至2017年5月,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的市场主体分别达到22.25万户、20.32万户、16.32万户,三个自治州市场主体总数比年初增加4.33万户。其中,黔东南州市场主体数升至全省第4名,5月份市场主体数增幅列全省第2名。

  省委省政府部署下放的30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既掐准了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时间节点,又抓住了自治州赶超跨越加快发展的关键痛点,同时也是我省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的一大亮点,化解了自治州多年来亟待解决而又悬而未决的诸多难题,既是“良方”,又是“猛药”。

  第二,给予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成效显著,自治州基本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一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民族因素,极大地增强了自治州脱贫攻坚的基本保障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公路项目上,环贵州高速公路自治州段平塘至罗甸、罗甸至望谟、荔波至榕江三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进度;对中央安排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加大力度争取中央支持,减轻州县配套压力,并已获初步成效。如通村沥青(水泥)路项目中央对贫困县的车购税补助标准已提高到60万元/公里至70万元/公里范围内,缓解了自治州下辖贫困县沉重的配套压力。在铁路项目上,加快推进自治州辖域内高速铁路建设。目前,中铁二院已经完成盘兴铁路和贵兴铁路线路优化方案研究,同时省政府已启动PPP模式进行研究论证,助推贵兴铁路项目“破土动工”。在水利项目上,自治州7座大型水库(包括黔东南州宣威、忠诚和下江水库,黔南州甲摆、石龙和凤山水库,黔西南州美女山水库)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计划在2019年前完成全部7座大型水库的初步设计审批,到2020年,实现自治州“县县有中型水库、乡乡有稳定水源”目标。二是财政金融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在“自治州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民族因素权重不断提高”和“基于《意见》新增自治州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两个方面。关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省财政通过调整对下转移支付分配办法,提高或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等四项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民族因素权重,加大对民族自治州资金支持力度。2016年,省财政下达民族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114.5亿元,比上年增加8.8亿元,增长8.3%;下达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55.14亿元,比上年增加5.44亿元,增长10.94%,其中三个自治州增长15.72%。高于全省平均增幅4.8个百分点。关于新增专项转移支付,2016年省财政新增安排三个自治州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为:黔东南州4.46亿元,黔南州3.58亿元,黔西南州2.71亿元。除了州本级的1亿元用于设立基金外,剩余部分自治州所属县市按省要求,主要用于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建设。

  第三,推行差别化支持举措振奋人心,自治州基本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是涉农资金整合能力明显增强。在扶贫资金整合方面,鼓励自治州开展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以贫困县脱贫“摘帽”为目标,以减贫成效为导向,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目标相近、方向雷同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起来,撬动金融资本与社会资金投入扶贫开发。目前,三个自治州所辖36个县均被纳入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二是民族地区脱贫能力明显增强。随着三大片区“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在全省第一批资金中,已重点投向自治地方特困乡镇的有:瑶山地区预安排资金1000万元、月亮山地区预安排资金13306万元、威宁石门乡预安排资金6457万元,专项用于落实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截止2017年5月,三个自治州获得特惠贷资金52.04亿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资金进一步得到充实。

  此外,省政府从今年起,对10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专门给予了与自治州州辖县同等待遇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增强了自治县脱贫攻坚的信心,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省人大常委会今年6月批准通过的《贵州省民族乡保护和发展条例》,也从法律层面对民族乡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贯彻落实《意见》《决定》取得成绩来之不易,是高层带动、多级联动、基层行动的共同成果。一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优化完善顶层设计。高度关怀重视,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一法两规定”在我省的贯彻落实,始终关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团结进步繁荣,始终关注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疾苦和民生关切,相继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的意见》(黔党发〔2013〕5号)、《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黔党发〔2015〕4号)等政策文件,为“一法两规定”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意见》《决定》的出台,既是对之前相关民族政策的一脉相承,又是对其内容的扩大和充实。完善顶层设计,《意见》《决定》的形成,先后历经多次调研、修改、论证,其战略精准、战术具体,精中抓细、细中抓实,符合我省省情和自治州实际。《意见》共有69项,项项切中要害;《决定》共有30条,条条直指民生。完善的顶层设计是《意见》《决定》贯彻落实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二是省直部门真抓实干,及时落实不打折扣。《意见》《决定》出台后,省直有关部门普遍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及时部署,印发文件指导。按照《意见》《决定》要求,省直部门及时跟进部署。省交通运输厅、省工商局、省财厅等部门分别印发《关于做好地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黔交建设〔2016〕191号)、《省工商局关于明确向民族自治州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的通知》(黔工商综〔2016〕10号)、《关于明确省支持三个民族自治州发展转移支付相关事项的通知》(黔财预〔2017〕12号)等文件,对《意见》《决定》中涉及本部门的事项进行明确、部署和指导,为贯彻落实《意见》《决定》夯实基础。下放权限,明确时间内容。省直部门严格对照下放权限目录,明确本部门权限下放的内容,确定下放时间和方式;同时规范审批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专人专项负责下放权限审批事项,使用统一制定的行政许可格式文书;并加大对自治州的业务指导和培训,确保自治州对下放权限接得住、受得起、用得好。支付资金,分批足额下拨。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和资金数目下拨支付款项,确保专款专用;按照《意见》规定,提高自治州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民族因素权重,加大资金支持倾斜力度;新增自治州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按照一次性财力补助和转移支付基数两种形式分批下拨。三是自治州全力拥护,责任分解层层落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意见》《决定》下发后,自治州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贯彻落实文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细,并成立领导小组,对贯彻落实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安排。细化分解责任,层层落实到位。自治州将《意见》中69项支持事项和《决定》中30项下放权限进行细化分解,具体到每一项,落实到责任人。黔东南州研究制定了24个贯彻落实配套子方案,形成了“1+24”工作细化方案;黔南州出台了《责任分解方案》(黔南委办字〔2017〕6号),明确了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联络员;黔西南州下发分解督办通知,将文件内容逐项分解到州、县相关部门。积极对接汇报,督察监督问效。责任分解后,相关责任部门积极向上对接汇报,沟通对接下放事项,加快下放权限落地进度;由自治州民宗部门作为牵头统筹协调部门,定期收集情况,如实及时向省反馈;同时强化监督问责机制,进行责任落实常态化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三、权限的“放”与“接”衔接不到位,贯彻落实《意见》《决定》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因《意见》《决定》属于重大政策制度创新,其贯彻落实的过程也是先行先试的过程,不可能一路坦途。执法检查发现,贯彻落实《意见》《决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权限接力”过程中“放”与“接”的衔接不到位,存在“不想接”、“不会接”、“接不住”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七大类问题。

  第一,对支持政策的研究还不够透、吃得还不够准。一是理解认识还未高度统一。省直部门和三个自治州均不同程度缺乏“从全省高度理解赋予自治州省级管理权限旨在促进民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扩大管理权”的大局意识,认识上未达成高度统一。自治州个别部门对下放权限重视不够、认识不高,认为“下放权限”就是“下放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理解偏差。二是授权程序没有全面规范。《意见》第63项明确规定“省有关部门要编印权限下放工作指导手册和规范的审批流程,加强业务指导”。在实际操作中,省直部门在权限下放后对自治州的业务操作、审批流程、工作指导不够到位,授权程序不够规范,存在部分权限“上面放下来,下面接不上”的现象。三是“权限接力”缺乏一对一指导。因三个自治州所处州情有异、存在问题有别。省直部门缺乏针对指导,“一刀切”式的权限下放并不能在三个自治州全部落实到位。

  第二,在权限下放过程中部分问题解决仍差“最后一公里”。一是委托手续不到位。比如“矿泉水、温泉(地热水)采矿权招拍挂出让权”,在三个自治州均是以“委托方式”下放实施,委托方并未与自治州签订委托书。二是权限承接不到位。比如“省级权限内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许可证补发”权限,三个自治州均未承接。比如“权限内建设水工程规划审查”权限,三个自治州仅部分承接“大中型骨干水源工程以外的”水工程审查权限。比如“对少数民族自治州急需紧缺公务员,采取特殊职位公务员招录办法进行招录权”和“省级在申报中央地勘资金项目及安排省级地勘基金项目时,民族自治州优先安排权”,部分自治州未承接。比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权限,部分自治州未完全承接到位。三是接权配套不到位。资金困难。自治州相关部门的工作经费相对固定,在承接如“项目审批、工程验收”等下放权限时需要一定的工作经费保证,在保持部门经费不变的前提下,开展部分权限承接工作存在一定难度。人手不足。在承接下放权限过程中普遍要求专人负责,在开展具体工作时需要一支专业人员队伍作为支撑。自治州相关部门既没条件也没编制,人手短缺也导致一些部门产生了“不愿接”、“不想接”的畏难情绪。技术落后。承接权限后,技术支持跟不上,再加上省直有关部门的指导培训不到位,进而导致工作开展的相对滞后。

  第三,第一批权限下放的后续工作未能及时跟进。按照省委省政府文件精神要求,本次向自治州下放的30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属于第一批下放权限,2017年还将出台面向民族自治县的第二批下放权限。从时间进程看,此项工作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快。

  第四,自治州相较于设区市在经济发展统筹调控能力上偏弱。一是上位法中虽有提及,但不够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在上位法中,虽提及了自治州行使职权与设区市相同,但在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赋予自治州在经济管理、财政调控、土地规划、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对应职权,弱化了自治州州级统筹调控能力。二是地方立法虽有努力,但难于实操。《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自治州人民政府依法行使城乡规划、城市管理、土地管理、房地产管理、财政等方面的职权。”这是我省在地方立法上向自治州倾斜而作出的重大努力和大胆尝试,给予了自治州一定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有诸多难题亟待破解。三是两者差异虽有研究,但不够深入。对自治州与设区市的权力清单并未研究深、研究透,没有分门划类、逐项比对。因此,对自治州与设区市行使职权具体差在哪、差多少,掌握得还不够精准、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第五,支持资金的安排使用不够精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按照《意见》精神,2016年省财政新增安排三个自治州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0.75亿元,其中3亿元为州本级一次性财力补助,7.75亿元为支持三个自治州所属县市发展转移支付基数,已经下达到位。执法检查发现,三个自治州对这笔“新钱”普遍存在两个共性问题。一是认识不清。自治州并未充分认识到这笔“新钱”是《意见》出台后省委省政府对自治州的“特别照顾”和“特殊关怀”,未充分认识到这笔“新钱”背后的民族因素,而将其作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看待,未能完全领会省委省政府的“真情实意”关怀和“真金白银”支持。二是用途不准。按照《意见》和《关于明确省支持三个民族自治州发展转移支付相关事项的通知》(黔财预〔2017〕12号)明确要求,这笔“新钱”近期内主要用于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建设,用于增强医疗服务资源供给、改善医疗服务条件和提升县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而有的县却将这笔“新钱”主要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和一般性财政收支,对政策的执行有偏差。

  第六,在充分体现民族因素的支持政策落实上还留有空白点。一是扶持项目与对应权限不配套。以水工程建设为例,省赋予民族自治州“权限内建设水工程审查”权限,自治州在开展中型水工程建设项目时,长江委员会和珠江委员会只认可省级项目审核报告,进而出现了实施扶持项目与享有对应权限之间的“断层”。二是扶持项目与安排资金不配套。执法检查发现,近两年部分自治州获得省产业发展的资金规模呈下降趋势,而自治州配套资金却连年上升。因此,在安排扶持项目(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基础建设项目)时,配套资金跟不上就成为最大“绊脚石”。此外,在加快自治州脱贫攻坚、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上还有部分政策未落实到位。比如“州属土地规划编制、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等政策还未落实到位;比如“州属学校建设、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等方面,还要继续落实责任。

  第七,贯彻落实《意见》的整体调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贯彻落实《意见》涉及省直诸多部门,其中涉及权力下放部门8个,涉及资金安排使用部门3个;涉及与3个自治州的对接。由省民宗委统筹协调《意见》落实日常工作,从省民宗委权限考量存在一定难度。

  四、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确保赋予三个自治州省级管理权限的政策落实到位

  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孙志刚书记提出的“赋予三个民族自治州省级权限”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大扶贫战略的推进,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共识,将支持政策用活吃透。一是统一认识。省直部门和自治州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和理解省委省政府出台《意见》《决定》的本意初衷,将认识统一起来、把思想凝聚起来,化被动为主动,以高度责任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切实将支持政策用活吃透。二是规范授权。规范的授权程序是做好“权限接力”的重要保证。建议加大对省直部门编印权限下放工作指导手册和规范审批流程的监督力度,将其作为贯彻落实《意见》《决定》的督察内容。三是因州施策。要结合《意见》《决定》在三个自治州贯彻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加强对权限下放过程中的“一对一”针对指导,让政策威力充分发挥。

  第二,加大落实力度,确保下放权限落实到底、落实到位。一是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权限刚刚下放还需熟悉过程,通过对自治州相关部门进行专门性、系统性的集中培训,有助于明确业务操作、规范审批流程,减少承接“摩擦”,加快落地进程。二是加大委托书签订力度。签订委托书实质是“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明确责任、分工负责”的过程,也是培训指导的过程。“委托实施下放权限,必须签订委托书”是《意见》的明确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坚决落实。要增强签订委托书意识,对于涉及委托实施的权限,必须及时签订委托书;要加强对签订委托书的事后监督,相关部门要将其作为日常督察的重要内容;要对照自查,省州两级对照检查、互相监督,确保无遗漏。三是加大对接沟通力度。省与自治州应加强对接沟通,确保每一项下放权限落实到位。针对目前存在的3项未承接权限和2项部分承接权限,要加强配合、共同寻找解决办法;针对双方仍然难以协调解决的事项,要及时向省政府如实汇报情况,推动问题解决,确保《意见》《决定》贯彻执行“一条不落、一项不丢”。

  第三,加快落地进程,在第一批下放权限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尽早出台第二批下放权限目录。要认真分析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争取在2017年底起草第二批下放权限目录。第二批下放权限目录应当在第一批下放权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拓展到所有民族自治县,结合民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同步小康实际,助推民族自治县加快发展,保证省委省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关心支持接续接力、持续有力。

  第四,再进一步放权,赋予自治州参照贵阳市享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加自治州经济发展统筹能力。立足我省实际,建议参照贵阳市享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向自治州再进一步放权。比如“公务员自主招录权”,在贵阳市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人才缺乏同样也是掣肘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务员自主招录权”对自治州而言更有必要、更加迫切。

  第五,明确资金投向,适当酌情加大对自治州下辖县的资金支持力度。一是设立专项基金。将省级安排的“新钱”设立专项基金,专项用于以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为主推动脱贫的资金投向;近期主要用于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建设,建议长期投向主要用于自治地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二是纳入支付基数。将三个自治州新增3亿元的一次性财力补助纳入转移支付基数。三是提高补助额度。以2000万作为基数,根据县域面积、人口规模、脱贫因素的不同,适当提高自治州人口较少、面积较小县的资金补助额度。如黔东南州丹寨县,2016年仅获得资金补助805万元,金额明显偏少。四是落实配套资金。用基金形式加以固定,同时将配套资金出资比例已经达到90%的部门(如水利等)率先提高出资比例至100%。

  第六,优化支持举措,增强自治州脱贫攻坚“造血”功能。一是解绑配套权限。建议详细研究已经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及配套子权限,结合自治州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权限配套问题,务必将下放权限放到底、研究透,为自治州项目建设解绑权限束缚。二是解绑配套资金。建议在扶持自治州的产业项目上探索逐步减轻自治州的资金配套压力,提高自治州经济发展活力,进而推动扶持产业尽早落地,让自治州尽早受益。

  第七,完善政策措施,实现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关心支持的全覆盖。根据2017年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制定支持民族自治县、民族乡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安排,建议省人民政府尽快出台支持少数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的政策,使我省贯彻实施“一法两规定”的有力举措能够惠及所有民族地区,构建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法律法规和特殊政策支持的立体格局,为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第八,加强组织领导,提高贯彻落实《意见》的统筹协调能力。《意见》的贯彻落实意义重大、影响重大,绝非朝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行动,必须由省、州两方同时发力,明确统筹协调的具体责任领导,由上至下统筹,攥紧调度“拳头”。省级层面:建议由常务副省长负责全省贯彻落实《意见》的统筹协调工作。这样既有助于对11个省直部门的协调调度,也有利于加强对3个自治州的领导指导。自治州层面:建议由州长负责全州贯彻落实《意见》的统筹协调工作。这样既有助于落实工作全面铺开,也有利于及时与省级层面对接汇报。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附件汇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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